严端老师是个很有风度的著名教授,作为她的弟子,自然感到很幸运,也很自豪。她个子高,曾对我说:“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人叫过我‘小严’,都是叫我‘大严’,后来又叫我‘老严’,近年来有人偶尔叫我‘严老’了。”说到这里,她便笑了。她的名字,性别识别率不高,当年她外出开会,接待方常把她与陶髦教授弄混,以为陶髦是女教授,严端是个男教授。
她是非常优雅的学者,那种优雅来自她的家世底蕴。她是江苏南通人,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父一辈从医,严端老师这一辈也都做教授和医生,她的女儿沐群也是学医的,曾经留学日本。严端老师很愿意谈起她的家世,讲的时候神情愉快。有一次我去她家拜访,正赶上她的妹妹过来。临别时,我叫了一声“严老师”,姊妹两个都答应,严端老师随即笑道:“我们两个都是‘严老师’。”
严端老师曾被誉为北京政法学院“四大才女”之一。她是刑事诉讼法专业研究生,那时中苏关系还在蜜月期,苏联派了大批专家来华支援新中国建设,其中有楚贡诺夫、贝斯特洛娃等苏联刑事诉讼法学专家。平心而论,苏联刑事诉讼制度较为发达,不但继受了大陆法系一些重要的原则、制度,也在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和司法理念基础上对诉讼制度有进一步发展。无罪推定、内心确信(自由心证)、直接言词等都是苏联刑事诉讼中确立的原则,苏联专家并不忌讳将这些知识传授给求知若渴的中国学生。严端老师将这些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法系组成部分的知识传授给自己所教的政法学院学生,本来也是自然的事。不料,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噩运降临,严端老师因主张无罪推定被错划成“右派分子”,历史大潮的巨浪一时将她的人生吞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