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从现在看来，补课和国外理论方法的传入有冲突的。这个可以从《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对新考古学的评价看得非常清楚。这个评价代表了对新考古学的认识，这与张忠培先生的认识是一致的。什么认识呢？就是外国的这一套东西来了，会影响中国正在补课完善的东西，会把人的思想搞乱。这个评价把新考古学说的一无是处。
而俞先生对新考古学上却是这样一个态度：他认为我们需要了解国外的东西，需要借鉴和思考。我们需要考虑这些新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和思维方式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和帮助，我想大家都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没有人想把新考古学的东西全盘照搬，所以中国不存在“新考古学派”，只是对新考古学的态度不同，从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存在不同的态度。
兖州会议的经过
交代清楚背景和影响会议的因素以后，反过头来说这个会议。
首先兖州会议是由裴安平先生发起的。当时不像现在这样方便，一开始采取了写信的方式，他给若干人写信。大家讨论，都同意这个事，我觉得一开始大概有二十来个人左右。开会目的是中青年学者在一起搞一个沙龙性质的座谈研讨，畅所欲言，主题不针对任何人。
当时有几个会议地点可以选择，北京、西安、长沙等。后来决定在兖州召开会议是因为李季、王军在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工作，原来民间自发的会议，最后演变成了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一个会了。
而俞先生对新考古学上却是这样一个态度：他认为我们需要了解国外的东西，需要借鉴和思考。我们需要考虑这些新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和思维方式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和帮助，我想大家都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没有人想把新考古学的东西全盘照搬，所以中国不存在“新考古学派”，只是对新考古学的态度不同，从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存在不同的态度。
兖州会议的经过
交代清楚背景和影响会议的因素以后，反过头来说这个会议。
首先兖州会议是由裴安平先生发起的。当时不像现在这样方便，一开始采取了写信的方式，他给若干人写信。大家讨论，都同意这个事，我觉得一开始大概有二十来个人左右。开会目的是中青年学者在一起搞一个沙龙性质的座谈研讨，畅所欲言，主题不针对任何人。
当时有几个会议地点可以选择，北京、西安、长沙等。后来决定在兖州召开会议是因为李季、王军在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工作，原来民间自发的会议，最后演变成了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一个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