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兖州会议与会者之一、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首席考古学家王建新
教授讲述了他所经历的兖州会议,以及1980-1990年代的中国考古学界的情况。以下为口述
正文。
王建新
教授
兖州会议的时代背景
咱们先从兖州会议讲起。裴安平那篇文章把兖州会议的整个过程做了一个描述,基本上是这么回事,但可能有些细节和角度不同,我可以从我的角度把我所了解的过程说一说。
在重谈兖州会议之前,我们需要认真地梳理一下会议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背景。
第一个背景就是,1980年代后期新考古学的一些东西介绍进来了。当时,俞伟超先生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组织编译了一本《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应该说那是第一本介绍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书。它包括了二战以后考古学界各派、各种代表人物,当然可能还是以新考古学代表人物多一点。
这里还有一个背景需要考虑。在上世纪50-70年代,针对传统考古学理论方法的批判,特别是对类型学的批判,把类型学或分类学称为“资产阶级繁琐哲学”,“反右”的时候就有批判类型学为繁琐哲学的文章,这里包括对陈梦家和苏秉琦的批判等等。
第三个背景是,在当代大学的教学当中,教育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问题,包括地层学和类型学,有这样一个背景。举个例子,在西北大学,我们从1978年入学到1982年毕业这四年上学过程当中,我觉得讲到了地层学和类型学,但是没有系统的讲。所以在八十年代初,有几个人写的文章你们要注意到,首先是苏秉琦和殷玮璋先生的文章《地层学和器物形态学》,接下来,俞伟超、张忠培、邹衡、严文明等几位先生先后写了文章,都是讲地层学和类型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