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年底，分管理论部的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副院长带领理论部邓稼先主任和周光召等几位副主任及一批理论专家来到二二一基地。周光召、于敏等科学家一个个报告他们理论设计的氢弹模型。期间，二二一厂党委书记、厂长吴际霖主持召开会议，讨论1966～1967年氢弹研制生产计划，并选择于敏团队的创新型理论方案作为主攻方向。在没有完全成功把握的情况下，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提出作两手准备。为最快攻克“创新型”理论方案，他亲自主持会议决定把攻坚任务分为三大项，并落实到三个科研室：检验主构件是否可行的实验任务交给23室，检验能否提供一级点火中子的任务交给2室，21室负责监测初级爆轰冲击过程特殊界面处的流体动力学参数。只有等23室交出“可行”的结果，2室和21室才能有的放矢。
我把23室的实验研究课题称为“A城保卫战”。经过一个多月实验，结果令人失望。但也让我意识到目前的方案缺乏全局战略思想。我在会上提出了一个现实可行的巧办法。虽然我是最年轻的科技人员，但大家还是很认可我的想法，认为是“一石三鸟”，让我心里很是激动。
经理论部计算，新方案模型很快确定下来。三个方面的实验研究工作同时铺开，很快解开了理论模型的疑团。但如何实现技术应用，难度还很大，为了集中兵力，刘西尧副部长决定从2室、21室和23室选拔技术尖兵，组成新2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