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尊敬、爱戴。今年，老师已90岁高龄，居住在北京，我们依然保持频繁的联系。
在内地求学的12年，让我深切感受到了国家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关心关爱。在中央民族学院学习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学校看望、慰问学生，而藏族同学常常被安排在受接见队伍前列。
回到西藏后，我被安排在米林县学习锻炼。两年后，我来到尼木县帕古乡教书，帕古乡海拔4500米，是尼木县最偏远最艰苦的乡。当时，乡里连一个私塾小学都没有，群众文盲率非常高。
刚到帕古乡时，我心里十分忐忑。说好是去当老师，但乡亲们连老师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孩子们没有上过一天学，一切只能从头开始。牛圈当教室，从群众家里借来的门板当黑板。晴天里，我带着孩子们折树枝当笔在沙地里写字；下雨时，我们回到牛圈席地而坐上课。面对一群从来没有上过一天学的孩子，我该如何开展教学工作？
晚上，望着远处黑黢黢的山，听着水流碰撞岩石的声音，我茫然无措，整夜无眠。但当孩子们一个个抱着书本来找我问这问那，瞪大眼睛听我讲述在北京学习生活期间的所见所闻时，我顿时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自己有责任把从央金老师身上学到的最宝贵的东西传递给这些孩子们。
当时，我每月的工资是47.5元，几乎全都花在了买纸笔教材等学习用品上。就这样，我一个人在帕古乡待了三年。这三年时间里，我带领孩子们学完了小学5年级的全部课程。这批学生，长大后有的成了民办教师，有的成为医生，还有少数孩子去县里上了初中，成为帕古乡第一批有文化的人。
在内地求学的12年，让我深切感受到了国家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关心关爱。在中央民族学院学习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学校看望、慰问学生，而藏族同学常常被安排在受接见队伍前列。
回到西藏后，我被安排在米林县学习锻炼。两年后，我来到尼木县帕古乡教书，帕古乡海拔4500米，是尼木县最偏远最艰苦的乡。当时，乡里连一个私塾小学都没有，群众文盲率非常高。
刚到帕古乡时，我心里十分忐忑。说好是去当老师，但乡亲们连老师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孩子们没有上过一天学，一切只能从头开始。牛圈当教室，从群众家里借来的门板当黑板。晴天里，我带着孩子们折树枝当笔在沙地里写字；下雨时，我们回到牛圈席地而坐上课。面对一群从来没有上过一天学的孩子，我该如何开展教学工作？
晚上，望着远处黑黢黢的山，听着水流碰撞岩石的声音，我茫然无措，整夜无眠。但当孩子们一个个抱着书本来找我问这问那，瞪大眼睛听我讲述在北京学习生活期间的所见所闻时，我顿时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自己有责任把从央金老师身上学到的最宝贵的东西传递给这些孩子们。
当时，我每月的工资是47.5元，几乎全都花在了买纸笔教材等学习用品上。就这样，我一个人在帕古乡待了三年。这三年时间里，我带领孩子们学完了小学5年级的全部课程。这批学生，长大后有的成了民办教师，有的成为医生，还有少数孩子去县里上了初中，成为帕古乡第一批有文化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