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从上述两方面梳理1950年代后口述史研究的当代进步：
首先，就改变历史的内容而言，正是口述历史的出现转移了人们的关注重心，并且开辟了许多全新的研究领域。这一进步的实现，可以归因于将历史叙事的对象从国家、民族等宏大客体与英雄人物转向真正构成活的历史的芸芸众生，而“一旦芸芸众生的生活经验能够作为原材料来使用，历史就会被赋予新的维度”⑥。口述史的研究者多次提及，“口述”(oral)和“历史”(history)这两个概念的并置，既标明了口述者与历史记载在传统史学中的隔离性，同时也揭示了当这两个概念组合在一起时可能产生的颠覆性意义。这样一个些微的举动之所以会产生颠覆性的意义，就在于一旦“证据也可以得自下层阶级、无特权者和失败者”，我们就可以“更现实、更公平地重构过去，可以挑战既定的记载。如此行事，口述历史对整个历史的社会信息就具有了激进的意涵”⑦。
其次，就改变书写历史的过程而言，正是口述历史的出现改变了历史为权力单向掌控和书写的性质，赋予了不同的共同体书写自己历史的动机与权力。而一旦“口述史用人民自己的语言把历史奉还给了人民，它在描绘过去的时候，也(就可能)帮助人民朝向一个他们自己锻造的未来”⑧。在这里，“自己锻造”即书写者自身的主体性在上述改变中至关重要。在汤普森曾称颂过的两项个案中，我以为，波兰工矿企业传记群体的形成之所以具有生命力，不仅在于自扎诺斯基(Stefan Czarnowski)起波兰就具有关注集体记忆的长久传统⑨，而且因为1990年代的社会转型也带来了民众重构历史的自主意向；而1960-1970年代中国以“忆苦思甜”或编撰“新四史”⑩的方式呈现的相似的史学尝试最终之所以会流产，和书写者的动机源于外部的政治推动而非共同体自身的主体欲求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