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仅以女性普遍处于父权压制下为理由，忽视男性受性骚扰的事实存在，并不是对女性的保护，而是对父权体制被复制的麻木与冷漠。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父权文化，男女不平等，所以，男性对女性的性骚扰无疑是主流。但是，对复制父权体制的女性的存在，同样不能忽视，这样才是真正反父权和追求性别平等与和谐的态度。
从上面二个案，我们还清楚地看到：除与女性所受性骚扰类似的心理创伤外，我们访问的两位受职场性骚扰的男性，均强调了“男性尊严”受损的心理感受。而所谓男性尊严，其实是支配性男性气质的表现。支配性男性气质，塑造了男性作为主宰者、支配者的一面。支配性男性气质认为男人在性上应该是主动的、攻击的、占有女性的。受女性性骚扰，损害了这一主流男性气质。中国大陆尚无男性提起受性骚扰的诉讼，可能恰恰是传统社会的男性社会性别模式使他们较之于女性更没有勇气将受性骚扰的事实公之于众。正如个案一所说：“很难被人理解，所以更难受。”
我们在这里看到，“男性/父权社会”的普遍印象一旦形成，其力量就已超越原本的男性或女性，不论性别，都可能在此一权力概念下承受痛苦，因此，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存在，不只成为男性骚扰女性的背景，也会成为男性受女性性骚扰之后进一步伤害男性的一种文化背景。在追求性别平等与和谐的过程中，男性特别需要对支配性男性气质做出反思，认识到它对女性和男性的双重伤害，从而使自己从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禁锢与伤害中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