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说我国云南摩梭人的“走婚”，在当地的文化环境中就是正常的或非越轨的；而在以定居和农耕为基础上形成的汉文化看来就是不正常的或越轨的。婚姻形式社会认同上的差异表明：判断是否越轨的标准即使在横向空间角度上也具有可变性或不确定性。
同时，这种差异之所以能够被辨别出来本身也表明，对于特定的、具体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下的居民，其判断是非、曲直、好坏的轨(标准)又是确定的。例如，即使到20世纪末，男女同在一池游泳在汉文化主导的中国农村仍然被看成是一种行为放荡；而在中国城市则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在更强的法律意义上，一些国家把合法婚龄定在13岁或15岁，这在以18岁为法定婚龄底线的国家中显然是非法的。
所以，越轨不是行为本身的某种属性，而是在互动的过程中产生的某种结果，是一种社会标准。行动本身所处的文化环境对其属性的界定，具有直接影响。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时代，因性规范的不同，对其行为属性的界定不同。另外，行为的越轨的层次与行动主体自身的身份密切相关。比如卖淫，是否处于婚姻中，其越轨带来的伤害就有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