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余光中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我的四个假想敌》。文中说，他有四个女儿，他很爱她们。在她们都还很小的时候，他就在害怕有朝一日失去她们。
失去她们的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她们一个个地恋爱了、结婚了。
于是，他想象中的四个要追求他的四个女儿的男孩子，就成了他的四个假想的敌人。
甚至当他走在公园里，看到一个只有一两岁的、还坐在推车里的男孩，就会想这小子长大之后可能会追他的女儿，便立即有在他脖子里撒胡椒面整整他的冲动。
他当然不会真用撒胡椒面的方法让与他争夺女儿的男孩子望而却步，使四个女儿最后都变成嫁不出去的老姑娘。
但是，他的那些想法，却反应了天下所有父母对儿女的成长的矛盾心理：
一方面，父母希望儿女尽快长大成人；另一方面，儿女长大成人后与父母在心理上的分离，可以造成父母内心的巨大失落感。
想想看，一个每天陪着你、没有你一天都活不下去的人突然一下就不需要你了，你在一个你最爱的人的心中所占据的最重要的位置突然被另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占去了，你怎能不忧伤甚至愤怒呢？
要认为这些非理性的力量不会对事实造成任何影响。影响早就造成了，而且在代代相传。
比如社会文化对青春期的年轻人在性活动上的限制，就是父母害怕失去儿女的焦虑在更大的时间和空间背景上的反应。
正如余光中所担心的，如果没有什么其它意外，父母在心理上失去儿女的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儿女恋爱和结婚。
恋爱和结婚的基础就是性。所以我们可以说，儿女从事了性活动，就意味着父母对他们的失去。
青春期指的是从十四岁到二十八岁的那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生理和心理逐渐成熟，也就为从事性活动做好了准备。
准备好了就意味着可以做，但也并不是说一定要做。到目前为止，婚姻仍然是唯一合理合法和合乎风俗的从事性活动的许可证。
虽然准备好了，但要在婚姻之前或者婚姻之外从事性活动，总是会导致一些或多或少的内心冲突和现实冲突。
内心冲突是指，我们做了我们自己认为本来不该做的事，由此而产生自责。自责的强烈程度与当事人的价值观有直接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可以非常大。
现实冲突是指，我们周围的人，包括亲戚、朋友、同事等等，认为我们做了我们本来不应该做的事，为此指责我们。
被指责的强烈程度与社会的开放程度直接相关，越是在封闭的社会里，当事人被指责得可能越强烈。
性当然是美好的，但是，如果由性引起了过多内心的和现实的冲突，那就不那么美好了。
或者换句话说，一个人内心的和谐以及他与他所处的环境的关系的和谐也是很美好的，而且可能是更大的美好。所以“可以做”的人在“做”之前都应该想一想，如何使美好更多更大，使不美好更少更小。
失去她们的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她们一个个地恋爱了、结婚了。
于是，他想象中的四个要追求他的四个女儿的男孩子，就成了他的四个假想的敌人。
甚至当他走在公园里，看到一个只有一两岁的、还坐在推车里的男孩，就会想这小子长大之后可能会追他的女儿，便立即有在他脖子里撒胡椒面整整他的冲动。
他当然不会真用撒胡椒面的方法让与他争夺女儿的男孩子望而却步，使四个女儿最后都变成嫁不出去的老姑娘。
但是，他的那些想法，却反应了天下所有父母对儿女的成长的矛盾心理：
一方面，父母希望儿女尽快长大成人；另一方面，儿女长大成人后与父母在心理上的分离，可以造成父母内心的巨大失落感。
想想看，一个每天陪着你、没有你一天都活不下去的人突然一下就不需要你了，你在一个你最爱的人的心中所占据的最重要的位置突然被另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占去了，你怎能不忧伤甚至愤怒呢？
要认为这些非理性的力量不会对事实造成任何影响。影响早就造成了，而且在代代相传。
比如社会文化对青春期的年轻人在性活动上的限制，就是父母害怕失去儿女的焦虑在更大的时间和空间背景上的反应。
正如余光中所担心的，如果没有什么其它意外，父母在心理上失去儿女的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儿女恋爱和结婚。
恋爱和结婚的基础就是性。所以我们可以说，儿女从事了性活动，就意味着父母对他们的失去。
青春期指的是从十四岁到二十八岁的那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生理和心理逐渐成熟，也就为从事性活动做好了准备。
准备好了就意味着可以做，但也并不是说一定要做。到目前为止，婚姻仍然是唯一合理合法和合乎风俗的从事性活动的许可证。
虽然准备好了，但要在婚姻之前或者婚姻之外从事性活动，总是会导致一些或多或少的内心冲突和现实冲突。
内心冲突是指，我们做了我们自己认为本来不该做的事，由此而产生自责。自责的强烈程度与当事人的价值观有直接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可以非常大。
现实冲突是指，我们周围的人，包括亲戚、朋友、同事等等，认为我们做了我们本来不应该做的事，为此指责我们。
被指责的强烈程度与社会的开放程度直接相关，越是在封闭的社会里，当事人被指责得可能越强烈。
性当然是美好的，但是，如果由性引起了过多内心的和现实的冲突，那就不那么美好了。
或者换句话说，一个人内心的和谐以及他与他所处的环境的关系的和谐也是很美好的，而且可能是更大的美好。所以“可以做”的人在“做”之前都应该想一想，如何使美好更多更大，使不美好更少更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