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新中国解放后，大陆发起批评胡适的运动，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清除胡适在本土的影响。
后来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这样说：
“胡适这个人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周恩来总理也曾说过，“胡就是这样的人。我们没对他并不完全否定，但他是不会转变的。”
究竟怎样才能很好地评价胡适先生呢？
首先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文人的他确实对于推动新文化运动起着极大的作用，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也是世人皆知。
然而在政治与思想上，他却固步自封。一直受着在美求学思想的熏陶，认为中国的革命只有照搬外国的方法且不能武装斗争。
甚至发表过《致留学界公函》，反对抗议《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爱国学生运动，骂爱国学生们是“理智失常”，得了“爱国癫”。
在《觉醒年代》一剧中，胡适支持“二十年不谈政治”的理论，其实就是他本人的心中所想，即明哲保身。
但是到了中期，却突然站到了反动派那里去。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胡适说：“我情愿亡国”“决不主张对日作战”，主张投降论。
蒋的不抵抗策略很对胡适胃口，经常将蒋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投降决策夸的天花乱坠，尴尬到蒋用脚抠出了三室一厅。
其实笔者在中学时期很喜欢历史书上的胡适先生，风度翩翩且文人风骨，也确实如此。
但就如季羡林曾评价过：
“胡适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
而鲁迅更是开始了长达十年对胡适的“炮轰”。
“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关着门，门上贴一张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的人—— 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忆刘半农君》
“几年前，胡适博士曾经玩过一套“五鬼闹中华”的把戏，那是说：这世界上并无所谓帝国主义之类在侵略中国，倒是中国自己该着“贫穷”，“愚昧”……等五个鬼，闹得大家不安宁。现在，胡适博士又发见了第六个鬼，叫做仇恨。这个鬼不但闹中华，而且祸延友邦，闹到东京去了。”——《出卖灵魂的秘诀》
“只希望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阿Q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