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专家的意见，在2003年草拟特别法庭条令时得以体现。当时美方建议，条令最好不要设置死刑，放萨达姆一马，以获取联合国与英国对审判的支持。可是，这一提议，遭到了伊方法律人员的联合反对。
根据迈克•沙夫先生的回忆，伊方当时列出了四条理由:其一，伊拉克是拥有人类最早成文法律《汉穆拉比法典》的伟大国家，死刑自古有之，没必要为照顾别人情绪废弃传统；其二，不杀萨达姆，难以祛除国内平民对“暴政重返”的畏惧之心；其三，对危害人类的严重罪行判处死刑，并不违反国际法，否则，就难以解释当年国际法庭处决纳粹、日本战犯的正当性；最后，不杀萨达姆，有可能重演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因“罪责不均衡”产生的矛盾，在卢旺达，由于国际法庭禁用死刑，导致种族屠杀的决策、指挥者们只被处以监禁，下级官员们却因在规定有死刑的国内法庭审判，而被大批处决。主犯不伏法，下属却遭殃，这样难以服众。
上述立场，其实也代表了特别法庭法官们的想法，那就是，以死刑作为暴政的终结，以公平、公正、公开的审判，作为专制与法治的分水岭。问题是，伊拉克现任当权者与法官们，过去都是政治迫害的对象，从情感上来说，把萨达姆绞死100次都不算过分。而这种情感色彩，在审判前已多次流露，甚至引发国际人权组织对审判公正性的疑虑。
审判前，美国最终改变立场，尊重了伊拉克法官设置死刑的选择，原因之一，也是由于当时伊拉克局势尚在好转之中。可是，对老萨生死起决定作用的，绝不是情感与法律，而是政治利益的权衡。是否判处死刑，对决策者就像一次赌博，不到最后一刻，成本与收益根本无法计算。决策得当，则会一劳永逸地消除隐患，曝光罪行，安抚民众，打击抵抗者士气。决策不力，则可能为前统治者挂上“烈士”光环，扩散仇恨，滋生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