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名著《廿二史考异》便是针对此风的“有为而作”。他问道：“经与史岂有二学哉？”表明了对长期的“经”、“史”分开的不满。对“义理派”一向认为“经精而史粗”、“经正而史杂”的观念，他也坚决反对。 在以历史的方法“解经”方面集大成者，当属章学诚。他提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当然，狭义地说，《论语》不在这“六经”之列，但章氏的主旨是“盈天地间，凡涉著述之林，皆是史学”。他还以孔子著《春秋》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夫子日：‘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之所以经世也。”“圣如孔子，言为天铎，犹且不以空言制胜，况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 作为儒学最重要的经典之一，《论语》同样可以、而且应以“历史的方法”解读，从“人事”之中而不是之外寻求其“义理”。
李零此书有专说“孔门弟子及其他”的导读，附录中专门制作了“《论语》人物表”，足见其对“人事”的重视。如今“离事而言理”、“于人事之外”别求义理早已成为学界风气，学者似乎越来越不屑探究“理”后之“事”，越来越不愿追寻“文本”之后的真相，越来越想凭空建构宏大理论体系……因此，《丧家狗——我读〈论语〉》便格外有意义。 很多时候，将“事”训诂得清清楚楚，“理”其实也就明明白白了。（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