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商洽而未商洽，终而发生惨案，双方都有责任。当时济南市中，我军十数万人麕集，兵骄将横不亚于日军，加上双方仇视，冲突在所难免。某日，余在高桂滋部稍留，即见其部下十余人高声大嚷：我一排枪就杀日本人十几个”（评：贺国光的这段证言表明：北伐军非常骄横，枪杀日本兵，对济南惨案的爆发，有一定的责任）
“日本控制区内之商埠，在事件发生时，即下令戒严，我方人员被送出后，日本武官曾来联络，要求我于商埠四周置国旗，并派卫兵把守，则彼此不致冲突，杨杰亦不采纳此种办法。惨案属于偶发，并非日方有计划之行动”（评：贺国光的这段证言表明：即便是冲突爆发之后，日方仍然为平息事态、做了一些沟通和努力）
李默庵的回忆录那就更不用说了：白纸黑字地记录了北伐军士兵成群结队地向日本驻济南领事馆开枪。诸位可以自己读去。此不赘述。
后来的历史证明：无论北伐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贺国光、还是第65团团长李默庵，都不是汉奸，他们没有“为日本人说话”的必要。因此他们的证言，是基本可信的。而且他们的文字，显然是编辑“政治审查”不过关、忘记删减的产物。
我们以“济南惨案”为例，可以探知我们的青年，读的是什么样的历史：
1、删减“南京事件”这个前因；
2、删减“北伐军宣称收回东北利权”这个前因；
3、删减“北伐军进入济南开始攻击日军”这个前因；
4、直接告诉青年“日军杀人”这个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