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们是正义的斗争，不伤及日本的妇孺百姓，我们只带上数十万份传单散发遍告日本国民，中国是不会屈服的，全民抱‘抗战到底，最后胜利必属于我’的决心，而你们都是危险的，趁早回头吧。”可见宋对一些军政大事是很知情的。
抗战前，蒋介石去四川、云南、贵州、河南处理军政事务，宋美龄无不跟随;蒋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时，宋也同在。但西安事变前宋美龄却听了张学良的劝说:“内地气候干燥风沙大，长途劳顿还是先休息一下再去西安。”于是宋征得蒋的同意带了侍从室官员家属和端纳顾问及陈布雷等一大批人回了南京。西安事变发生后，宋美龄又紧急飞西安和张、杨谈判，并劝说蒋介石答应联合抗日。
抗战既兴，宋美龄一直陪蒋介石留在南京，直至南京临陷前几天才撤离去武汉〔。这期间，他们在中山陵园树木深处的住所多次险遭日军飞机轰炸。有一次日机夜袭，将相隔数十步的一所建筑夷为平地，宋蔼龄闻讯偕孔令俊亲来劝宋美龄随孔家先去武汉。宋美龄婉言谢绝，坚决不走，说:“我一定要陪他在一起，很多场合里还能帮助做些事。对私是给他精神上的安慰和信心，对公则是我们俩人都在首都.能安定人心和军心。”
1933年8月在庐山，蒋介石酝酿发起“新生活运动”。宋美龄召集侍从室各秘书、副官的眷属举行茶话会，会中蒋介石出来和家属一一握手致礼，宋在会上讲了话，殷切希望在座各眷属以身作则带头响应。由此可知，宋是默契地配合着蒋的主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