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自愿的性行为，中国法律里以是否挟持暴力胁迫作为裁判标准，一方若存在暴力胁迫，就构成强奸罪，根据胁迫方产生的伤害程度，做出不同的处罚。被胁迫方若有未成年人，将罪加一等。
我们可以把嫖娼看成介于自愿与非自愿性行为之间的第三种方式，如果一方是未成年人，无论自愿还是非自愿，性行为中的成年人就构成嫖宿幼童（女）罪，该罪名因名称问题，在司法界形成了分歧，引发了存废争议。嫖娼，法律上定义为不特定的异性之间或者同性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发生性关系（不包括推油等按摩服务）（包括口淫、鸡奸等）的行为。因此，也就有了2013年6月26日人民网《理发店提供色情服务老板无罪 广东高院：手淫不算卖淫》，根据法无禁止即可为，广东高院将理发店打飞机的色情服务定为合法行为，这在法理上还是说得通的。嫖娼双方若是成年人，够不上犯罪，准确讲卖淫、嫖娼属于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行为，给予收容教育或者治安罚款等处理。但处罚方式从罚款到被限制人身自由，跨度极大，而且极为悬殊且不规范，当然这种不规范的处罚方式在中国的法律法规中俯拾皆是，事实上就为执法人员选择性执法创造了空间，提供了灰色利益，也为执政者选择性处罚提供了理由。
我们再回过头看王海波嫖娼被抓到被收容六个月里，其整个过程警方的行为显然是合法的，但被收容六个月则明显是不合理。这种不合理的收容制度，甚至引起司法界40余位法学学者、律师联名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废除该制度。当然，能否被废除取决于一系列的博弈，最重要的还是依靠全社会舆论力量的参与度。这些年，我们司法界的学者和律师通过孙志钢事件成功形成强大的舆论，废除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而在唐慧劳教案发生后，在新闻界和互联网舆论的压力下，废除了劳教制度等。今天我们把王海波嫖娼事件当成契机，形成舆论，大家只要力往一块使，这个收容制度——非法的恶制度，终有寿终正寝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