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每个人的即时公共行为抉择只能凭借自己的常识对环境作出适应性判断，此时就必须审时度势，要考虑自己的行为对他人带来不适的可能性，尽管这个“他人”是小众，但你的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行为就是代表大众对小众耻点的粗暴否决，这种否决不具有民主投票的意愿尊重，小众就会特别抵触。因此，在即时公共行为抉择中，对小众耻点的尊重是不能随大流意志转移。譬如在一个有腿疾患者的人群里，大伙儿就要回避谈卖拐的话题，尽管只有一个腿疾人的小众，此时腿疾人的耻点就比所有人高得多，对这个腿疾小众的尊重就是最起码的公德底线，否则，就是大众对小众的临时暴政。
具体到当众喂乳现象也是一个即时公德行为抉择问题，无论你的行为在大众心目中是多么合理合情，但也不能漠视小众耻点。只要你愿意表达出对小众耻点的尊重，尽量避免喂乳的“当众”现象，大家都会觉得一派祥和。譬如，喂乳之前做一些人为的掩饰，或者表达出掩饰的动作意向，这些都是对小众耻点的尊重。但如果你毫无顾忌地拉开就干，很显然你就把公共场所当自家卧室一般随便，尽管大众都能理解包容，但耻点较高的小众就会觉得特别难受，以至于难受到一定要通过发微博非议来排解，这就不能把责任全推卸到小众身上。
在一个法不责众的社会里，也就会经常产生耻不责众的怪现象。譬如中国式过马路，这种众人约定撞红灯既是违法行为，在文明社会也是一种耻辱行为，但大家一起聚众耻辱时，离散个体就不会觉得有耻辱感，因为相互不会受到指责。这种耻不责众的现象一旦没有即时力量制止，就会产生高速的传递效应，最终形成整个社会都没有耻辱感，进而还将无耻当光荣。譬如升官发财现象，无论在哪个社会都是耻辱，但在中国反而成了成功的光荣，这是多么可怕的耻不责众。此时，那些还能洁身自好的小众官员是多么难能可贵，但在耻不责众的环境里却往往被当做无能的代名词。同样，广场舞也是中国特有的耻不责众之怪胎，所以到了纽约吃上官司也不觉得耻辱，甚至认为是美帝在遏制中国人的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