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当晚佛老身体不适。我举日本的困境为例「起笔」，他立刻转到日本以利率政策增加货币量不成功的话题，说日本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改换政策，有机会成功地增加币量来改善经济。我见佛老很累，显然是因为刚从瑞典回来，多坐一下就告辞了。
传统的比较优势定律漠视了工资与汇率调整的顽固性；历史从来没有发生过多个闭关自守的国家，一下子开放把廉价劳力大量地供之于世；很少人会想到，而到今天很多人还不相信，亚洲的青年可以学得非常快。这些加起来，再加上微软的反托拉斯官司与九一一恐怖事件，使佛老精研的货币理论失灵。
是表面上的失灵，其实不是。任何理论都要假设某些局限条件不变，而某些重要的局限大幅度地转变了，不一定很明显，尤其是这转变的影响初时来得慢，过了十年八载才加速。身在亚洲，我在八十年代就开始关注中国开放廉价劳力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但当时我认为文革对知识的祸害有严重的后遗症，不容易登堂入室。一九九二年见从香港到国内去的高薪餐馆厨师与经理纷纷被炒鱿鱼，我开始改观。一九九六年，在港大与二十多位国内学子倾谈了两个小时，这「不容易」观点尽变。
佛利民在货币理论上的贡献与费沙的平起平坐，而验证工作远超费沙。可以说，货币分析到佛利民而成绝响，后无来者矣！这样伟大的贡献，是不会因为低估了一个大时代的局限转变而失却其光泽的。
任何读过佛老的《美国货币史》的人，都会站起来向他致敬。
（2003年 苹果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