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1980年代以来，大陆作家对陈映真也经历了一个由“排斥到认同”的过程，在今年出版并颇为流行的《八十年代访谈录》（查建英著）中，有几位作家谈到了陈映真。以《棋王》等小说在新时期颇有影响的作家阿城说：“陈映真问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怎么看人民，也就是工人农民？这正是我70年代在乡下想过的问题，所以随口就说，我就是人民，我就是农民啊。陈映真不说话，我觉得气氛尴尬，就离开了。当时在场的朋友后来告诉我，我离开后陈映真大怒。”
查建英说，陈映真“可能真是台湾70年代构成的一种性格，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精英意识、怀旧，特别严肃、认真、纯粹。但是他在上头发言，底下那些大陆人就在那里交换眼光。……然后就上来张贤亮发言，上来就调侃，说，我呼吁全世界的投资商赶快上我们宁夏来污染，你们来污染我们才能脱贫哇！后来听说陈映真会下去找张贤亮交流探讨，可是张贤亮说：哎呀，两个男人到一起不谈女人，谈什么国家命运民族前途，多晦气啊！这也成段子了。”
在1980年代作家阿城、张贤亮的视野中，陈映真是难以理解的，他们与陈映真的错位在于他们所处环境的不同，但伴随着大陆逐渐“走向世界”的步伐，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更深的了解，对陈映真也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大陆作家对陈映真的“接受史”，在某一侧面也反映了中国社会与中国作家思想的变化。
1990年代初，王安忆写出了以陈映真为原型的著名小说《乌托邦诗篇》，后来她又写了纪录她与陈映真交往的散文《英特纳雄耐尔》，从中可以看到20多年来王安忆对陈映真的“接近”，但这种接近只是“情感”上的，她只是将陈映真当作“偶像”与“前辈”，当作一个可以崇敬的人，却并不理解他的思想。在王安忆看来，陈映真的思想是“乌托邦”，是对现实逻辑“非要坚持对峙的立场”，这是他们真正的隔膜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