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Developed Countries, 1955-1989”，《Social Science Research》vol. 29，pp. 148-172）。 最后，在自杀研究的学术传统内，人们非常关注自杀行为随季节变动的规律。春季和初夏被认为是自杀高峰期，秋季与冬季则是自杀低谷期（参阅V. Ajdacic-Grossa，et al，2003，“are seasonalities in suicide dependent on suicide methods? a reappraisal”，《Social Science & Medicine》vol. 57，pp. 1173-1181）。 2002年11月发表的一份中外学者的联合研究报告指出：“虽然自杀已经成为中国人口的第五大死因，但我们至今不知道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中国人的自杀行为以及中国人自杀模式的独特性质。
” 在控制了年龄、性别、地区差异之后，这份研究报告披露了导致中国人自杀的最重要的若干因素，按照权重大致排列如下：（1）严重抑郁症状，（2）以往的自杀企图，（3）尖锐和长期的压力感，（4）低下的生活质量，（5）人事矛盾，（6）他人自杀事件或血腥事件的影响。作者们指出，尤其是当上列诸因素联合作用的时候，自杀率特别高。 这一论文的作者们，2002年3月在同一刊物还发表了另一篇论文——“Suicide rates in China，1995-1999”，《Lancet》，2002，vol. 359，pp. 835–40，以数据说明，中国人的自杀率从55岁开始，在乡村几乎总是超过了在城市的三倍。另一方面，55岁以下人口的自杀率在20岁时达到高峰，然后逐渐下降，在40岁达到谷底，再逐渐上升。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我们其实很难判断企业家自杀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