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自杀行为或许与他们长期承受的巨大压力和短期内突然爆发的沉重压力有密切关联。
汪丁丁/文
读了山西和陕西两位企业家在1月初先后自杀的报道，我在拥有1630种学术刊物的“Elsevier”出版集团的服务器上查找关键词“自杀”，结果找到了2516篇学术论文，都是在过去十年内发表的。立刻，我想起加缪的名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自杀。” 人类的自杀行为，确实正在成为惟一严肃的问题——因为其余的问题都已经被消解、被当做“花边新闻”、被包装成“消费品”，或者干脆被遗忘。其实，争相报道中国企业家自杀的大众媒体的主编们，又何尝不是在潜意识里努力要迎合那些缺乏思考与想像能力的读者呢？在我们这个金钱导向的社会里，思考和支持思考的想像，早就不再时髦了。由于贫乏的想像和贫乏的精神诉求，大众就向媒体祈求披露任何与“金钱拜物教”欲望相关的“新闻”——富豪们的私生活，特别是当他们自杀的时候，格外吸引大众眼球。
但富豪和企业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不打算讨论富豪自杀现象，不过我建议读者从辛西娅的《财富千年》里寻找与此相关的数据。企业家自杀，显然与其承受的压力密切相关。 今天，研究自杀现象的学者们正在批评甚至完全放弃以前用于研究自杀现象的那种过于粗疏的统计方法。他们仍然认为社会因素是理解自杀数据的重要变量。但他们指出，压力、心理创伤以及文化因素，这些变量对自杀行为的影响随年龄增长而有显著的改变。更进一步，在同一年龄组内，不同性别的人群表现出非常不同的自杀行为（参阅P. Cutright，2000，“Effects of Societal Integration, Period, Region, and Culture of Suicide on Male Age-Specific Suicide Ra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