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担任校长后钱伟长用“拆墙”的实际行动为自己平反，“那种把学科与学科之间界限划得很严、各种专业分工过细、互不通气的孤立状态必须打破。我们主张理工合一，文理渗透，反对现在国内中学就文理分家的现象。” 身为校长，钱伟长的一句名言是：“大学校长不是官。” 他有两套名片，一套是去北京开会时用的，上面是其社会职务；一套更常用，上书“上海大学校长、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所长、《应用数学和力学》主编”。戴世强称“校长、所长、主编”是钱老的“三件宝”。 戴世强说，“当官应该在45岁之后，最好在55岁之后，学术已有成就，发展余地已经不大，可以专心干些行政工作，否则学术就荒废了。” “打成右派，从某种意义上说挽救了钱伟长的学术，他的29个社会职务只剩下教授一职，而且从一级降为三级，但从1958年到1966年，他完成了科学咨询、建议百余件，讲课12门，编写教材约600万字，为杂志审稿300余件，1982年又拿了一次国家科技二等奖，这完全是个人成就。
相比而言，钱学森、郭永怀在1957年之后，基本没有什么成果问世。”戴世强说，“全国一千多所高校的一万多名校长都应该以钱老为例，思考今天应该怎样当校长。” 钱老不挂虚名，事必躬亲，上海大学新校区规划草图就是他画的，教学楼之间以长廊打通，还特意为女厕所增加了蹲位。 诚信是钱老对现今学术造假的又一现实刺痛。一名研究生毕业后，别的学生用他提供的程序，无论如何得不到论文中所述的结果，这是涉嫌假算！钱老知道后很生气：“现在就假算，将来不是要祸国殃民吗？”他定下规矩：研究生在学位论文答辩前，组织程序考核，必须通过试算。 处理过几起剽窃案的方明伦说：“防麻烦的最好办法就是教授不要随便署名。”钱伟长指导研究生的论文，从来不署名，出书从不接受稿费，而是要来一些书一一送给朋友和属下。 “我姓钱，但我没有钱。”钱老曾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