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就这一点看，我是真心拥护《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案件量刑标准所做的大幅度调整。
虽然新标准对贪官的威慑力有所降低，但即使受贿超过3亿元也仅判终身监禁，相比较这些外逃贪官来说，对社会的危害性还是小得太多。因为他们拥有的资产并未“外流”，案发后又重新成为国家的财产，纯粹是继国税局、地税局之后的第三税务局，也算是另一类的“为国聚财”。此外，那些动不动家藏超亿元的贪官，甚至对抑制通货膨胀还有积极作用呢。
此外，“外逃”贪官的危害性还表现在有碍国际、国内观瞻上。
国际上，我们都坚信社会主义优越性，可这么多党的领导干部却携款逃往腐朽的资本主义，这是资金和宣传上的“双重资敌”；国内，这些人曾经高调忠于党，忠于国家，台上不时地要求属下廉洁自律，甚至给属下讲廉政课，他们“出逃”后，使接受廉政教育的属下倍感尴尬。
毫无疑问，十八大之后的“追逃”力度前所未有，而且卓有成效。但笔者以为，有几名特殊的“外逃”贪官若追不回来，民众对“追逃”工作就不会十分满意，这恐怕也是中国“追逃”工作的另一股动力。
笔者简要罗列如下：
NO1
：原国家电力公司原总经理、吉林省省长、中共云南省委书记高严。
高严应该是因腐败而“外逃”的中共最高级别官员。去年4月22日中纪委网站发布“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后，笔者曾撰文《
通缉百名外逃人员，咋少了高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