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元”，直到学期结束，这几个字都还没被擦掉。黄光裕的祖辈曾有过无限荣光。但无论是父系的耕读传承，还是母系的财运亨通，都在土改、文革之类强大的国家运动中被碾为尘土。因为整个村子既不靠山也不靠海，生存的自然条件十分严酷，全家所分耕地不足两亩，家里有时连开饭也成问题。一家6口挤于不足14平方米的小房间里，而房间的隔壁就是猪圈。考大学和去当兵，对黄光裕兄弟和许钟民这样家境贫寒、出身不好的穷小子而言，自然是此路不通。贫困是一条恶犬，逼得少年们走投无路。年少的黄氏兄弟为了分担家里沉重的负担，常常利用节假日到附近的乡镇街巷去捡拾一些塑料瓶子和旧书报卖给废品收购站。有时，兄弟俩收来一些旧电器，修好后再拿去卖钱。每天在1.8元的耻辱中煎熬，让许钟民和贫穷结下了深仇大恨，为驱赶这个“恶魔”，他愿意为此付出一切代价。
年仅13岁的许钟民岂图偷渡香港，但差点被抓，回来后他又逃学跑到广州去贩卖走私手表。15岁那年，许钟民钻进煤窑做了一名童工。有一种传言，说许钟民和黄光裕兄弟是同村一起长大的玩伴。此种说法并没有得到当事人的证实。但据笔者了解，许钟民出生在汕头市潮阳县成田镇大寮村，与黄家居住的铜盂镇近在咫尺，中间仅隔着一个和平镇。十几岁时就喜欢走街串巷、四处折腾的许钟民和黄家兄弟，从小就认识的可能性很大。在混沌无序中寻找出路在贫困与不安中泡大的黄光裕、许钟民等人，却适逢其时地碰上了一个激荡多变的大时代。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陆正处于剧烈变革之际，香港也开始进入经济腾飞的佳期。后来对黄光裕事业发展极为关键的一个人——有“香港壳王”之称的詹培忠，也在这个时候撞上了大运。20世纪70年代初，詹培忠跟随父亲进入了当时刚刚发热的股票市场，在短短一年之内便成为百万富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