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一旦他们离开外资金融机构，转而成立自己的投资机构时，又强烈呼吁政府建立一视同仁的公平的市场环境，呼吁对内资开放比对外资开放更重要。他们也批评美国，如谢国忠批判美国才是货币操纵者，但同样无关痛羊。这就是金融领域中海归派的半吊子情怀，很难有彻底的明朗的见解，总是被内部独立见解与外部的利益考量、文化差异撕成两半。
偏颇论断的背后
谢国忠绝非胸无点墨之辈，他对于美国信用杠杆过度使用的危机，对于2007年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担忧，确实体现出真知灼见。但在阐述具体的问题时，则表现出极大的偏颇，表现出逻辑的不一致，这样的不一致体现出作者拥有不一致的价值取向。 比如，谢国忠对房地产的基本观点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是向未来借的需求，存在相当的夸大成分，明显存在房地产投机过度迹象。他的主要论据来自于房价收入比，“在一个社会稳定的国家中，房价收入比应该大约为8；然而目前中国这一比率已达到15至20。即使人均收入翻一番，现在的价格仍然显得很贵”，这个说得没有错，虽然他应该拿出数据证明境风外投资资金对市场的影响，而不是以他在东京与香港的感性认知当作论据。 但此后，谢国忠的论述是基于道德与正义感的，“中国不平等的程度在上升”，不然，房价是罪魁之一。
“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键不同在于，其土地理论上属于人民，政府代表人民管理。虽然土地名义上归人民所有，房屋建造的成本也很低廉，但人们却承担不起住房价格——这种局面是难以让人们接受的。中国政府有让房价变得合理的义务”。所以，他推荐政府拥有土地的新加坡模式作为中国的样板。总而言之，谢国忠呼吁政府干预，剿灭楼市泡沫。 他在股市的论述则更显冷酷，他认为上海A股超过2500点时，中国股市就进入了泡沫状态。泡沫也有它的自然寿命，它是由人的心理驱动的。因此，他主张政府不必救市，那样才是市场化，奥运之后让股市与楼市一起完蛋。如果他能预言成真，就不是中小股东朝也扔臭鸡蛋，而是经济崩溃之后政府找他算帐。 “假如我是美联储主席，”谢国忠胸有成竹地表示，“如何面对次贷危机，最大的问题不是货币政策如何调整，而是金融机构资本金不足，风险能力不足，贷款不足，美国监管机构应该好好查查华尔街金融机构的净资本真实数目还剩多少”，美联储降息是无效的举动，解决次贷危机的措施不应该是降息，而是让金融机构通过增发、出售股份来补足资本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