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春天，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河南省党员代表大会选举我为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这之后，“在我照例被邀请到蒋介石那里去吃晚饭的时候，他果然单独找我谈话。他说：‘大会要选举你为中委。’我说：‘我不能当。’他问为什么，我说：‘我要当了中委，再对青年们讲话就不方便了
。’”或许正是这种淡泊名利的精神，以及谨慎的治学态度，他使得他有着那么多深刻的思考和卷帙浩繁的著作，这种精神，也是当代很多学人所缺少的，应该向他学习的“莫抛心力贸才名”，他做到了。 从文革那场不堪的政治旋涡的泥沼中挣脱出来的冯友兰，心中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哲学，1980年，已经85岁高龄的他，又开始执笔从头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用生命中最后10年的宝贵光阴，完成这部对他来说似乎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人物。因为晚年的他，视力已经严重的不行了，看眼前的人都看不清楚，但是他还是坚持用口授的方式，完成了这部著作。人到晚安，总会有很多疾病不找自来，冯友兰坚持治疗的原因，让人肃然起敬，他不是怕死，而是了为了完成他的遗著，“有病要治，是因为书没有写完，等书写完了，有病就不必治了
”，
这种境界，在我看来，似乎已非凡人所能至了。这时候的冯友兰，对人生对哲学都非常的淡定，他的次女宗璞患了目疾，他告诉宗璞：“不要怕，我做完了我要做的事，你也会的。”他做完了他要的事，用毕生的思索和心血，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然后选择安然的离去，绝不苟延残喘，哲学的终极问题就是生与死，他能够坦然面对，哲学大师这个桂冠，他当之无愧。他在1990年7月完书之后仅仅4个月的时间，11月26日的晚上，距离12月4日他95岁生日已不到10天，就从北京友谊医院里驾鹤西去了。在接受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时曾题了一首诗，这首诗或许说明了他为什么要把《中国哲学史新编》写完才肯离去的原因：“一别贞江六十春，问江可认再来人？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做后薪。”薪火相传，他这样的行为就是一个典范。 为此文，以纪念世纪哲人冯友兰。
。’”或许正是这种淡泊名利的精神，以及谨慎的治学态度，他使得他有着那么多深刻的思考和卷帙浩繁的著作，这种精神，也是当代很多学人所缺少的，应该向他学习的“莫抛心力贸才名”，他做到了。 从文革那场不堪的政治旋涡的泥沼中挣脱出来的冯友兰，心中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哲学，1980年，已经85岁高龄的他，又开始执笔从头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用生命中最后10年的宝贵光阴，完成这部对他来说似乎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人物。因为晚年的他，视力已经严重的不行了，看眼前的人都看不清楚，但是他还是坚持用口授的方式，完成了这部著作。人到晚安，总会有很多疾病不找自来，冯友兰坚持治疗的原因，让人肃然起敬，他不是怕死，而是了为了完成他的遗著，“有病要治，是因为书没有写完，等书写完了，有病就不必治了
”，
这种境界，在我看来，似乎已非凡人所能至了。这时候的冯友兰，对人生对哲学都非常的淡定，他的次女宗璞患了目疾，他告诉宗璞：“不要怕，我做完了我要做的事，你也会的。”他做完了他要的事，用毕生的思索和心血，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然后选择安然的离去，绝不苟延残喘，哲学的终极问题就是生与死，他能够坦然面对，哲学大师这个桂冠，他当之无愧。他在1990年7月完书之后仅仅4个月的时间，11月26日的晚上，距离12月4日他95岁生日已不到10天，就从北京友谊医院里驾鹤西去了。在接受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时曾题了一首诗，这首诗或许说明了他为什么要把《中国哲学史新编》写完才肯离去的原因：“一别贞江六十春，问江可认再来人？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做后薪。”薪火相传，他这样的行为就是一个典范。 为此文，以纪念世纪哲人冯友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