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抛出了一个“主流”论。领导干部是党的事业骨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发展，离不开他们的领导。比如，一些地方的书记、市长，明里干着党的事业，发展着地方的经济社会，但暗地却也滥用职权、寻租敛财、中饱私囊。明里看，他们都在干着党的事业、为老百姓谋幸福；但暗地看他们的品行道德，却是低级、糜烂、肮脏得很。如果仅凭着他们明里干着党的事业，专注于发展地方的经济社会，就说没有哪个国家的官员像我国的官员那样、那样的好，就让人总体上承认这些人大多数是在干好事、是在为老百姓谋幸福，这恐怕很难获得社会、网络上的更多认同吧。如若进行为人民服务的国际比较，我国的一些官员未必能比得过那些域外人民票选出来的官员。
第三是从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监督的过程看。戴立言分析到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把选人用人的重要方面、关键环节全部纳入监督范围。这些措施可以有效确保我们选拔出优秀领导干部。干部选拔任用的科学化和惩治贪污贿赂的高压态势有效保障了领导干部队伍总体上的纯洁性。
官员的前腐后继与腐败雪球的越滚越大，干部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屡禁不止、越演越烈，这又能自证出我们选拔出来的都是党的优秀干部吗？这又怎能保障我们领导干部总体上的纯洁性?这岂不是故意睁着眼说瞎话、忽悠人？选拔出来的是不是为人民服务的优秀领导干部，人民群众心里自有一杆秤，明白得很。用这个自证领导干部身正、品洁、德高的办法，驳斥社会、网络的吐槽、宣泄，只能招惹来更多的怀疑和负面。这个人群，越描越黑、不辨不描倒还清白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