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瑞的父亲在西安市房地局工作，他在西大街梁家牌楼附近居住时，我曾去过他家。那时，他正和周至县哑柏镇一家集体单位打官司。那个单位占着他家祖传在哑柏街上的一处房产就是不腾。虽然有土改时留给房主家的证据，白纸黑字,事实俱在，但还是打不赢。那时还没有什么《物权法》,来保护私人财产，我是代理律师,官司很难打。记得张叔叔的姑姑---一个美籍华人，曾经给中组部还是全国政协去过信,申述这件冤枉，那封海外来信,层层批转,我在案卷中看到。一个乡镇管辖下的几个人的集体小单位,硬是这么的不好说话，就因为他们是“集体”，张叔是“个人”；一家是所谓的“公”，一家是所谓的“私”。私人怎么能斗过公家吆！文革中“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流风遗韵还根深蒂固啊！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想起来也还觉得可笑，也可悲！张家三代为共产党干事，为国家效力，张叔那时节告诉我,解放军途径哑柏,景瑞爷爷捎回话来,一切供给要家里出,花费粮秣草料数万,如今却…
… 怪不得为了要回本属于自己而被“共产”了的那点儿房产,不得不舍近求远,求助于海外关系,因为那时候正是改革开放初期,“海外关系”又有点吃香。最近才听景瑞说，张叔已于前几年去世，我写到这里，也要向我这位有过交往的前辈表示自己迟到的哀悼。
我虽然与景瑞过从甚密,但也未见过他的爷爷。他奶，我倒是见过一次。那还是在林校上学时期,有一次我突发奇想,借了一辆破自行车,从眉县齐镇,140里路要往我的老家----周至司竹骑。途径哑柏,我顺道拜访了那位老人,他当时60岁左右,见我是景瑞的同学,非常高兴,那时她最操心的是景瑞的婚事。后来，儿孙都在省城工作,家里留下个孤身老人,多让儿孙操心,可老年人不习惯,不愿意在城市呆。再后来，张叔硬把老太太接来，她人来了，可心仍然挂记着她老家那破旧房。没住多长时间,老太太的粮食、枋板都被偷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太太再也不愿意到西安来了,张叔退休后,干脆搬回母亲身边,陪伴母亲,自己倒成了“夫妻两地分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