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后也就是1944年10月25日，华府正式决定调回史迪威，并由魏德迈31日在重庆接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一职，而结束了两年七个多月中美之间因史迪威而起的低迷与紧张的关系。
魏德迈于1944年年底于1944年底接任史迪威为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及驻中国美军指挥官；至1946年3月卸任。
《魏德迈报告》中提到了他当时在重庆的个人感受：“我发现国民政府的刚毅与坚韧的抗战精神是惊人的，这和史迪威与他的记者朋友所描述的中国不愿作战的报道大异其趣，法国人在德国发动攻势六个星期就覆亡了，而中国，时至一九四四年仍在苦撑，辞去日本发动战争已经七个年头了...中国的悲剧是一九四一年以前，在没有外援的状况之下，艰苦阻击日军，而投入了太大的牺牲，但这一点，美国人并不了解。到珍珠港事变，美国人注意到中国的局势时，当时中国已经精疲力尽，无法像头几年那样坚强的作战了...”魏德迈观察到蒋主席一直在四个战场作战，1.和正面的敌人日本作战。2.和以中共代表的苏联作战。3.和以军阀及若干半独立省份文武官所代表的离心势力作战。4.和西方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国作战。 《魏德迈报告》一书中，魏德迈对目睹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艰苦奋斗的情形，说出了他的感受：
“我开始领会到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惊人的坚忍与耐力，绝非如史迪威及他那些记者朋友所描述的不愿作战。法国在德国发动攻击之后六个星期即告屈膝，而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七年后，中国在一九四四年仍在苦撑。当我对局势了解更多，我认知到中国悲剧的一部份，是我们美国人对中国在一九四一年之前为遏阻日本而作的自我牺牲，大部份时间皆表现漠不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