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指出法国大革命相比，北美大陆富饶的得天独厚自然条件，使得美国建国领袖们可以专心于民主政治体制的建设。阿伦特并不是不要解决贫困问题，1972年她曾经说
根据我们的经验，随着资本主义兴起，依靠生产资料进行的掠夺过程是
不会终止的。只有独立于经济各种力量及其自动过程之外的法的、政治的各种
制度才能控制、检定这个过程各种各样异常的状态。……捍卫自由，就要使统
治权力和经济力量分离，采用马克思的用词来表达，即国家及其宪法不是上层建筑。
也就是说，她更注重政治领域，认为要争取经济领域的公正保障，要抑制掠夺、剥削唯一的方法，公共政治领域与私人经济领域分离开来，先捍卫个人参与政治的意志自由，实现民主的共和制度，才有可能解决大众贫困问题。这一见解和阿马蒂亚·森的观点很接近。
在《论革命》中，她更详细阐释了“同情”。法国革命中罗伯斯庇尔等人因为同情饥饿的人们，企图解决属于社会领域（近代产生的处于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领域）问题，放弃了最重要公共领域自由的追求。她指出，同情只是一种内在感情，是不能言传的。一旦善行公诸于众，仅仅是为了行善而行善。革命者如果表白“同情”，就已经堕落为徒有外表的“伪善”；另一方面，同情转化为怜悯的结果，把道德作为底层人民的专利相信私有制必然孕育犯罪。最后发展到相互揭发“革命队伍”里伪善者，革命暴力恐怖必然而至。她说：“罗伯斯庇尔无论如何要美化穷人，称赞受苦是美德的源泉，这是地道的伤感，是非常危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