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炒，信件犹如雪片般地向我夫妇和婷婷飞来。机关干部们夸我把雷锋学得好。我说对不起，我在做这件事时绝对没有想到要故意去学雷锋，而委实是出自良心，想到立身世间，做人理当善良为本，首先想到应该向雷锋同志学习然后再去做好事那不过是报纸上的习惯性说法，生活中恐怕不会有这样的事。 其实，我自己非常清楚，我只不过做了点符合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事情罢了，与什么时代新精神是可以沾，也可以不沾的。离那孔孟之道，可能还更贴近一点。所以我对竭力启发我的电视台记者坦言道：“我非常清楚你们希望我说点什么，但是，我不能顺着你们的希望说。你们千万不要依照习惯做法在我的行为里来上点什么人为的升华，一升华就把这事给搞砸了。这样的事，只不过被我遇上了，我想，在当时那样的情景下，换做你，换做他，换做任何一个稍有点恻隐之心并且经济上还过得去的人，都会和我一样去做的。
” 后来电视台播出时偏偏把这段话给删掉了，可能他们认为这样的语言太生活化，缺乏闪光点。 由此可知，宣传部门的人，似乎多年来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将任何事情故意拔高或变消极为积极的思维定势与习惯性做法。而这样做的结果无一例外的是适得其反。 关于“许文”引出的故事以上仅是“过门”，接下来的，才是更为精彩纷呈的主曲。 叛徒的儿子告诉我，他并不是叛徒刘国定的亲生儿子，他的母亲叫严炯涛，类似于一个孙明霞那样的青年学生、忠心耿耿的中共地下党员。后来，从一个地方来了一位人物（请原谅我缺乏写出这位人物大名的勇气），组织上安排严炯涛去服务，后来，就怀上了刘某某。人物离开重庆后，组织上随即又安排严炯涛和同为地下党员的刘国定组合成一个假家庭（当时出于革命事业的需要，这样的假家庭不在少数），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于人世的，后来，刘国定担任了中共重庆地下市委书记，假家庭弄假成真，再后来，刘国定被捕叛变，再后来，人们就只知道甫志高，而不知刘国定其人其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