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关于动物等能否预报地震的问题，则有十分启示。蒲松龄没有记载地震有预兆，或者说动物在此地震中并无异常表现，所以人们才觉得“骇异”，至于“鸭鸣犬吠满城中”，那只是震后现象。至于井不能汲水，无疑是地震的后果，而非前因。
在这样的一次大地震中，蒲松龄
先生对人的生命似乎不怎么关心。“非常之奇变”造成的灾难，在他冷峻的描述中消逝于无形了。或许在他见怪不怪的眼里，小民如蝼蚁，贱得不值多说。或许是没有找到可以说教的材料，所以不必多言了。那么，如果找到了这样的材料，蒲
先生该做何种描述呢。这在他的第二次地震记录中可窥一二。
第二次地震发生在１６８５年。这次地震，远不如第一次那样为后人熟知。《聊斋志异》第四卷中也仅聊聊几行文字：“康熙二十四年，平阳地震，人民死者十有七八。城郭尽墟，仅存一屋，则孝子家也。茫茫大劫中，惟孝嗣无恙，谁谓天公五皂白耶？”
蒲老
先生年轻时为利比多所扰，关注的多是“裸体”，年老后利比多问题自然消退，但“名教”思想日益凸现。蒲老
先生对十有七八的地震死者没有什么同情心，倒是认为老天有眼，没有让孝子罹难。这里就有一个所谓的“天谴”或者“报应”的问题。但是，若绝大多数蒙孔孟之惠的死者皆为“黑”帮，那康乾盛世也得再作一番历史鉴定了。
实话实说，对于《聊斋》，个人十分喜爱，但对于蒲松龄在两次地震中的表现，则实在不敢苟同。莫非蒲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