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这位北大的文科学长，就如此的无足轻重吗？难道他真是该被人遗忘了？我为此感到愤愤不平，特在北大中文系百年诞辰之际，写下这篇文章缅怀他！算是我对北大中文系百年诞辰的庆贺，也是对已故的北大文科学长、北大文科“元老”夏锡祺先生的纪念！ 据查，1917年1月11日，接任北大校长不久的蔡元培，就正式致函教育部，恳请委派文科学长的公函里写到： “据前署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呈称，顷据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函称：‘锡祺拟于日内归省，加有他事相累，一时不克来校，恳请代为转呈，准予辞去文科学长职务等语’，理合据情呈请钧部鉴核施行等因到部，查文科学长夏锡祺，既系因事不克来校，应即准予辞职，所遗文科学长一职，即希贵校遴选相当人员，开具履历送部，以凭核派等因到校，本校亟应遴选相当人员，呈请派充以重职务，查有前安徽高等学校校长陈独秀品学兼优，堪胜斯任，兹特开具该员履历函送钧部。
恳祈鮞核施行为荷。” 据函可知，夏锡祺当时是以“日内归省，加有他事相累，一时不克来校”为由，请辞北大文科学长的。胡仁源出长北大后，夏锡祺也被任命为文北大的科学长，并开始引进了章太炎一派的学者，章的弟子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黄侃等，也陆续到北大任教。黄侃当时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其后汇集讲义而成《文心雕龙札记》一书，颇得时誉，成为代表《文选》派的文论名著。与此同时，姚永朴仍在北大讲授桐城派的理论，著《文学研究法》，亦颇得时誉。双方在文学观念上针锋相对，但桐城派自林纾、姚永概离去后，已是元气大伤，《文选》派则有章门弟子作后盾，而士气正旺，所以后者渐占了上风。 顾颉刚在《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的回忆文章里，也曾提及夏仲彝（锡祺）：“我在1917年的日记中曾经记叙当时的蔡先生：其一：‘蔡孑民先生来长吾校，锐意图新，将以农、工、商三科与原有的专科学校合并，大学本干，独留文、理、法三科，文科在沙滩，理科在景山东街，法科在北河沿，对于哲学门尤为注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