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看到一篇关于郭沫若的文章，盛赞他的政治智慧，因为正是靠了这种智慧，他逃过一劫又一劫。文章指出，在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的时候，郭沫若就曾提醒人们不要忘乎所以，不要去碰那些“危险的底线”。似乎那些被划为右派的人都是因为自己太愚蠢，既没有看透上面的用意，又没有倾听别人的提醒。读过之后，我想了许多，想起了关于忏悔和不忏悔的讨论，想起了关于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理想主义者都以失败告终。之所以如此，因为我们的人格价值标准已经很难确立。一个血腥的时代使绝大多数的人跪下了，使许多人成了协从和帮凶。社会历来是法不责众，因为在多数人参与犯罪的时候，社会便不再有执法的力量。道德的法庭上也是这样。在道德底线崩溃的时候，人格评判就不能不大打折扣。知识分子人格问题之所以很难谈论，宽容的旗帜之所以所向披靡，就因为我们无法不宽容。
如果用高标准去作评判，尽管你批评的只是几个卑鄙无耻之徒，伤及的却是大多数，因为大家都处于同样的环境中，一般人与无耻之尤，差别不过五十步与一百步。因此，我们倡导宽容，反对苛刻，理解人性的弱点，等等。是的，求生是人的本能，为了生存，卑躬屈膝，甘心当奴才，都是可以理解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力要求人们做英雄。可是，如果我们以此作为正常，在此基础上设定标准，我们将何以面对林昭？进行人格评价，我们不能不顾及偷生的大多数，同时，却不能不面对林昭。从这个意义上说，林昭的姿态在今日中国虽然不会受到太多的赞美，却不仅使一段历史有了些许亮光，而且拯救了我们的道德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