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到来的一天
法庭开庭时充满了"文明"的气息。法庭十分明亮，摆满了显示屏、电脑、话筒，穿着各式律师袍的律师们就坐之前还不免寒暄。在法庭里我与农谢和乔森潘的距离不过十多米，常常仔细观察这两个历史人物。他们都是静静的坐在自己的律师团队后面。他们已经没有经济能力支付高额的律师费，联合国为其请来辩护律师。
乔森潘看起来确实很像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自己出版了多本书籍论述自己并不属于前红色高棉决策层，因此对红色高棉的决策并没有参与。在庭审辩护中他的律师也执行这一思路。早年留学法国的他，至今仍然可以用流利法语与自己的法国律师交流，对审判的进程也很清楚。听乔森潘的律师后来讲，我第一次出庭的那天主审法官的介绍里面是用了Chinese这个词，乔森潘专门问了他的律师我是从大陆来的还是从台湾来的。
而农谢则是一个彻底的"革命家"模样。根据无罪推定原则，他大可像绝大多数在国际法庭受审的被告一样保持沉默，避免节外生枝。但是已经88岁的他不止一次慷慨激昂的就红高的政策进行辩护。在庭审的结案陈词中，他承认对国家所遭遇的惨痛经历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但否认自己应当据此承担法律政策。他的辩护律师所采取的策略更加"技术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律师致力于证明审红庭因为各种原因无法给予被告一个公正的审判，这只是一个没有保障被告权利的样板审判（Show Trial），因此法庭必须将被告无罪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