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他们心中绝对不会感到有什么不好，想出淤泥而不染是万万不能的。中国在专制的社会走了几千年，忽然有一天，有人高呼，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人们要自己解救自己，美好的共产主义正向我们挥手，那里是天堂。所以这些信使们开始造反，他们说自己大公无私，他们说为了解放全人类，他们说让人民翻身做主人。于是他们胜利了，打破了几千年的救世主，因为那时的救世主只是在人们的心中，更多的只是期盼，从《礼记》就开始了，但现在不同了，真正的救世主毛泽东活生生的站在我们的面前，每一个共产主义战士这时候都是英雄，当然毛泽东是“大英雄”（林彪语）。为了向人们展示救世主道德的力量，为了证实人之初，性本善。神奇古怪的故事脱颖而出，而编造这些故事的，大抵都是那些不要脸的知识分子。按理说，既然共产主义消灭了以往社会的一切，那么他自然也推翻了人善、道德学说，但我们发现，他们在彻底摧毁了以往的阶级后，却建立了自己的“新阶级”（吉拉斯语），而这个阶级几乎囊括了所有制度最黑暗，最恶劣的地方，可以说“集古今中外最黑暗为我所用”，宣扬以德治国，无疑是为人治找理论基础，更好的专政愚民，而主张人性本恶的西方，则认为人生而有罪，无论你是王侯将相，也无论你是走夫贩卒皆是如此，既然这样，我们就无法相信你，所以必须有制度进行规范，监督上面的权力，这就促使了西方实行民主制度。
而我们则是把自己的卿卿性命拱手交给了独裁者－－我们心中不落的红太阳。当我们把视角放到李思怡这里，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事情在中国何其多也，然而问题远已经超出政治的范畴，他直接追问的一个问题，人何之为人？当一个孩子在声嘶力竭的呼喊，她的邻居为何无动于衷？为何麻木不仁？为何没有一点的同情心？中国人道德如此的缺席吗？在中国的文化中不乏人道观点，但是中国人受的灾难太多，使他们觉得世界就该这样，“忍吧”，于是，一切都是过眼的云烟，万事都是四大皆空，事不过己，高高挂起。任不寐与余杰两位学者都撰文阐述各自的观点，任不寐在《李思怡之后，思想何为》，从文化的意义，从学理的角度对中国的思想界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余杰通过对八十年代末至今诸事的回顾，对社会进行了批判。都旨在中国人应该具有信仰，有基督的爱。然而，在信仰匮乏的中国，简直是雾里看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