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该为小思怡写篇文章了，也早就说要写的，除了诸事烦扰，精力有限之外，就是因为不知道自己该怎样去写这样的文字。但还是要写的，为了给自己一个安慰，也是慰藉思怡在天之灵。应该说我在很早的时候就知道李思怡的事情了，并且相当早的时候就在北国之春的“百家争鸣”转载了此消息（我的另一个ID今日早报），本来那个时候就该为思怡写篇文字，但还是没有写，因为这样的事情在中国似乎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当我为不锈钢老鼠草文后，当我为罗永忠飞笔后，这些字只能存在人们的短暂记忆里，因为人们看到的事实是人依然被关、被抓。或许我感到绝望了吧，对这个社会失去了信心，就象每一天我都要经过一个门洞，在门洞旁有个衣衫褴褛的老人，从夏天到深秋，他天天都在那里，当时，以为他是乞丐，但细看并不是。后来才得知，他是告状的。跨过马路就是省高院。
大概是我们市场经济过于发达了，什么都到了供过于求的地步，连告状的都过剩了，当然连领袖也过剩了。所以李思怡的事情也是过剩，这算什么啊！在中国的文化中，主要是讲人性本善，这点到了宋朝发挥到极致，就是蒙学教育的《三字经》中所说“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相远”，而战国大儒荀子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的性恶说无疑被打入了冷宫，于是中国人坚信人之初，性本善，以此要求统治者以德治国，在儒家思想为一尊的情况下，以德治国是必然的，但这种道德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道德是统治者的道德，而对百姓贯彻的为君主是道德的化身，人们一定要敬畏的，进而向人们灌输仁爱之说，大谈天下为公，舍生取义，其实个体从来就不是自己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因为天下是我的，这个天下包括所有的东西，自然也包括人的思想，于是中国人一直都是臣民心态，永远处于低卑的境界，而知识分子则表演的更是淋漓尽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