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戴国芳不能接受的第三层现象，应该是他的铁本和宁波建龙公司、四川刘永好铝业的命运反差。就在铁本消亡之时，被喻为“铁本第二”的宁波建龙却在2006年3月15日获得新生。2004年5月，宁波建龙同样属于违规、越权审批上马的项目，受到上方审查。刘永好的铝业也是一直处在火烤之中，不过并没有遭到戴国芳的灭顶之灾，刘的铝业不仅坚持经营，而且为他带来了不错的效益。两相对比，戴国芳和铁本真是倒霉到了顶点。有人分析戴的错误，认定这个泥脚农民缺少政治资本，不懂政治。而建龙和新希望铝业之所以绝地逢生，乃是因为建龙集团董事长张志祥、上海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南钢集团董事长肖同友、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都冠有全国人大代表身份。
可是凭心而论，一家企业的管理经营与它背后政治身份之间的幽深关系，除了作荒诞之理解，谁又能明明白白的写在纸上？
戴国芳的故事与一份文件紧密相连。2003年底，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盲目投资若干规定的通知》，戴国芳从此时运不济。我们无意在如此短暂的时候内去争辩这份红头文件的巨大意义。在刚刚过去的几年内，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的修复作用，我们甚至可能需要更多的站在正面来理解。但作为戴国芳，一个具体的经济人、自然人，他的沉浮却呈现出某种自己不可把握的命运感和悲剧感，这让很多局外人或多或少想发出一点无足轻重的唏嘘之声。
熟读经济学史的人们应该记得，早在1720年，英国政府颁布了“泡沫法案”，公开宣称其目的是管理私人企业，后来经济学家发现，这个法案的最终目的，只是帮助国有大公司发展。而更早的1700年，英国私人企业从印度进口印花棉布，也是被政府严格禁止，因为政府需要保护国有羊毛经营商的利益。18世纪的法国，政府管制经济甚至到了残酷的地步：法律禁止法国人生产、进口和销售印花棉布，惩罚的措施从服苦役、蹲大牢，一直到判处死刑。经济学家赫可歇记载了法国北部城市瓦朗西安一次残暴的处罚事件：77个非正规经营者被判处绞刑，58人被送到轮式刑车上进行折磨，631人被迫服苦役，1人被流放，没有一个销售过印花棉布的私人幸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