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年多后，戴国芳在常州市中级法院受审，检察院的公诉书却只字不提先前罗列的罪状，戴被控的罪名只有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而指控如此罪行的最好证据，就是戴国芳当年主动上交的那份自查报告。
这个时候，戴国芳的荒诞意义开始呈现。有人说，审判戴国芳以扰乱宏观经济运行罪开始，却以虚开抵扣税款发票这样细节化的罪行告终，这多少显示出行政体系和法律体系事先的准备不足，让人觉得戴国芳仅仅是一道祭品。还有人看见法庭上的戴国芳第一次显现出少有的惊讶，他甚至在私底下对人说，要是当初不主动提交自查报告，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呢？
如此简单的问题，戴国芳回答起来却无比艰难，很有可能此生都无法回答。事实上还有更加简单的问题让戴国芳无法释怀。比如，铁本的扩张计划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常州市政府的热烈支持，当地银行对铁本放贷的胆量和速度更是惊人，在短短的几周之内，戴国芳一下子获得了43.99亿元的银行授信。整个项目所在的常州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在一天内，就火速批准了所有的基建项目。一切显然都是政府在推动，但是现在，更高一级的政府却以底气十足的理由否定了地方政府。一夜之间，地方政府像极了一个听话的孩子，一切听从上级领导的安排，把戴国芳直接推到了中央检查组的面前。在看守所里，戴国芳伤心的说，“所有手续都是政府去搞的，我们也没有去过问这些事。当政府说可以动了，我们就开工了，我都是在听政府的话，这有什么错呢？”
第二重荒诞意义如此醒目！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中，小小的戴国芳有多少空间，有多少话语权来为自己的利益说话？他似乎像一个皮球，先被人兴高采烈的游戏了一阵，接着就被另一个力大无比的人一脚踢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