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广东模式中的所谓“幸福广东”之说，根据究竟是什么呢？
2011年最令全国瞩目的则是广东发生的此起彼伏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六月份连续发生增城和潮州骚乱，震惊全国。最近的乌坎村事件只不过是另一起罢了。与以前不同的是，此事件竟然长达三个多月的时间，并且竟有数千警察这个普通渔村进行持久的围攻，可谓新中国历史首创。对该事件的定性也是反反复复，从一开始 “有境外势力介入”，到现在的“村民述求合理”，前后矛盾，莫衷一是。起码表明该省封疆大吏处理民间诉求的能力之差，面临重要事件关头无法胜任。徒有虚名。
广东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方式水平之低劣而引发外界批评，并非始自今日。今年深圳为迎接大运会，竟然下令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手段讨薪，违者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闻者皆愤然；2010年，深圳市46名出租车司机集体停运要求减免租金、发放油补，并抗议电动车、蓝牌车等非法营运现象长期存在，结果该市出租汽车行业自律委员会竟以他们停运造成“市民出行不便、损害行业形象”为由，把他们辞退且永久禁止入行，霸道之极。类似事例不胜枚举。外电将封疆大吏看作是中国政界中所谓“比较开放和自由的一派”，然而这些吹捧在事实面前不过是一顶顶挂羊头卖狗肉的高帽子罢了。
广东，是这30年来无节制资本对人民利益侵犯最早、最深的地方。“改开搞”之初，广东的血汗工厂就被有识之士称为“中国的野麦岭”；1993年，深圳致丽玩具厂发生火灾，因港商事先将门窗封死，打工者无法逃脱，八十四位打工妹鲜活的生命在大火中化为灰烬，震惊全国；2007年，打工诗人郑小琼接受人民文学奖时写道：“珠江三角洲有4万根以上断指，我常想，如果把它们都摆成一条直线会有多长，而我笔下瘦弱的文字却不能将任何一根断指接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