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他深刻的理性思考，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对炎黄子孙具有永远的警醒意义。傅斯年称陈独秀“在思想上是胆子最大，分解力最透彻的人”，是“中国革命史的光焰万丈的大彗星。”
正是陈独秀的人格力量，促使“五四”前后的知识分子如众星捧月般地心甘情愿地把陈独秀奉为精神文化领袖。陈独秀年青时就具有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他一开始就是以封建礼教的反叛者身份，走上社会舞台的。中国封建主义，从制度上束缚人的行为，从思想上残害人的心灵。他认为这样的社会不推翻，中国决没有希望。他17岁就考中秀才第一名，但他蔑视科举，成了“康有为党”。他认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姻缘”，击中了当时“尊孔”即为复辟的要害。
1903年，沙俄拒不撤出中国东北，陈独秀在安庆发起成立了安徽爱国会，并召集安徽爱国人士在安庆藏书楼举行拒俄大会。陈独秀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呼吁“我国之人有一人不与俄死战皆非丈夫”!愤于中国人“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
就是这样一位在中国革命史上轰轰烈烈，鞠躬尽瘁的早期共产党人，却以他贫穷廉洁的一生走完了自己的理想之路。最近读到陈璞平的《陈独秀之死》（青岛出版社）对这位革命先驱更多了一层敬意。
他的后半生经济十分拮据，生活上全靠朋友的资助，没有留下一分钱。晚年在四川落难，处于贫病交加之中，他没有钱医治，都靠朋友们救济一点医药费。死后连一口薄棺，一块葬身之地也没有。新派作家潘赞化（张玉良的丈夫）看到陈独秀的这副惨境，说：“仲甫毕竟有过辉煌的时刻。青年时期向孔教宣战，向偶像宣战，有一种凌厉之气，不失为一个先驱者，一生坚贞，身后穷愁，毕竟是一个操守者。因此，我们应该用最好的木头为他做口棺材。” 江津开明绅士邓蟾秋、邓燮康叔侄捐了棺木和墓地；“五四运动”中的领袖、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段锡朋、早期革命家包惠僧等凑了三百元钱，作为陈独秀安排后事费用。陈独秀临死时，百感交集地对妻子说：“我死后，你可从速改嫁，安度后半生，有一事要切记，为夫立身人世间，虽非高风亮节，却也不失做人操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