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了县城迁址的内情，到了“官匪一家”的地步，这个社会就分不清什么好人坏人了；别说什么主义，就是随便一个会道，振臂有一呼，我相信都会聚起一大团人……
就迁址这个本身事讲，我们还知道，省督军没有在为民国着想，而是在“养匪自重”……
换一个角度讲，用当代政治学者的眼光看，可不可以把佛坪的农工士商包括常龙的代表都请到县议会里来，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话讲，通过议会进行“斗争”，从而采用一种较文明的方式。法官枉判了，议会就免了法官，常龙也许就不致为匪。民国建立了，我想真正懂民主政治的当时或许没有几个，全国真正建立起议会的很少。有也是拥护同盟会的。任何社会都有冲突，是把冲突放在社会上（形成暴力），还是把冲突放在议会里，文明社会把冲突放在议会里，我看不失为一种上乘的选择。中国的政改不改则罢，改则必先改人大政协。议会里全是拥护共产党的，有什么作用？能减少社会冲突？我看只会增加社会冲突。这不是中国特色；萨达姆的议会，阿拉伯世界，亚洲早期一些国家，全是。这是传统，晚清新政的谘议会，全是拥清的；民国（很多地方没办起来），全是拥同盟会的；南京民国政府，全（除抗战时期外）要拥护国民党的。
稳定了吗？减少冲突了吗？在取得经济辉煌的同时，装甲车开到了街上。真改；还真要加强党的领导（我们有人还真没懂小平的意思），方期有序的进行，象成功的经济改革一样。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什么事也干不了，就会回到民国，全国一锅粥。然后又出一个蒋介石？这须要魄力……须要共识。
再细读，还有新的联想，新中国建立之初，的确过了一段好时期（也是我幸福的童年），官府、土匪一扫而光。可不久就整知识分子，就饿饭……现在的孩子看不懂焦裕禄，他问是解放前解放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