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敌后抗战》出版之后，曾经在电台里播出，不说是万人空巷，压盖了单田芳，但受众之广也当比一般的 回忆录要广泛的多。
如今回想，在看热闹的基础上，也渐渐对他的真实性产生了一点疑问。
看他的《忆长征》，似乎这个红四团犹如天兵天将，所到之处，攻无不取战无不胜，这就未免有些让人感觉异样。红军长征的经历果然是那么简单轻松？
其次，就职务而言，他杨成武是主要负责政治工作的政工干部，但读其《忆长征》，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他这个政委几乎比历任团长都更加擅长战场指挥，红四团的赫赫战功，简直的都是在他的领导指挥下完成的。
至于团长，耿飚一度负伤，进入贵州后，即被调离了四团；王开湘似乎无所表现，且在长征后期，又因为高烧不退，于神智昏迷之际拔出手枪击毙了自己。
为自己争功，几乎是绝大多数战争回忆录的通病。
周希汉就最反感这样的文章，在晚年，他不写回忆录，也极少为别人的文章“审稿”，任各个《军史》、《战史》、《建设史》之类的送审稿、征求意见稿堆积案头，他都难得去碰一碰。
秘书动员他写，他说：
“我们不要学林彪。林彪当权的时候好像全中国都是他一个人打下来的。今天我们说我们二野功劳大，明天别个说别个的部队功劳大，有什么意思？现在让我们写回忆录，是好事，写多了、写滥了，甚至借着写回忆录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就不是好事了。你没看见，就那么一仗，司令写文章说是司令打的，政委写文章说是政委打的，副司令说是副司令打的，一仗变成了三仗，让后人笑话我们呐！活着的人只顾说自己的功劳大、说自己英雄。这种战史、军史、回忆录有什么用？历史不是写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