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底到八月份，朱令陷入重度昏迷，那期间发生的一切，她一无所知。
我生于1974年，朱令等于是我的同龄人，她的成长经历像是我们七零后里面最梦幻最高级的，15岁开始学古琴、会弹钢琴，考上清华物理化学和仪器分析专业物化2班。她随的母姓，她有个长她四五岁的姐姐，姓父亲的姓，叫吴今，曾是北大生物系的学生，89年去野三坡春游，出了意外，早逝。刚刚丧失长女，第四年次女朱令又出事，你可以想象这个家庭的状况。
我从未见过朱令一次面，唯一一次去她家是2001年初采访，父亲吴承之母亲朱明新见了我，电话是当时朱令案的代理律师俞蓉给我的，她免费代理这个案子。我跟她通过很长时间的电话，聊到不少细节，我又做了许多功课。
去朱家采访，跟朱令父母聊了整整一个下午，把整件事从头说起，对他们何尝不是个遭罪的事儿？这是打记者那份工让我总是感到不安的缘由之一。
我问他们朱令去了哪里，他们说：她去医院接受康复治疗了，每周一次还是两次。两年后，似乎是《新京报》上刊登了朱令在家庆贺三十岁生日的照片，这张照片让我内心深深震惊，她戴着纸做的生日帽，看起来那么开心，因为治疗注射了过多激素令容貌全改。我转头猜测，她的爹妈或许是不希望我在两年前见到她，出于保护之心，或者自尊，也担心我们提及旧事会刺激到她，曾经那么冰雪聪明的一个姑娘。
母亲朱明新曾在写给女儿海外同学的Email中，如此描述当时朱令的状况：“大脑开始萎缩，智力下降到幼童水平，体重已达到100公斤，腰部肌肉能支撑背部，可不靠椅背独立坐着，但平衡控制功能差，重心略有偏离就会倒，视力很糟，只可辨别不到一米远的手指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