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是中国国内，也有一份材料，颇能说明问题。汪东兴也是毛访苏随员里的一员，此是他记于1949年12月28日的日记：
毛主席办完公，把我叫来，对我说：“最近斯大林同志交给我一份有关中国问题的信。这封信中涉及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问题，我看是有人提供材料，让别人写，告洋状。”……事情是这样的，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斯大林将苏联派往东北铁路系统专家柯瓦廖夫给他的一封信交给毛主席看了。斯大林解释说，“这封信是柯瓦廖夫自己写的，不是我们授意的。他不是搞政治的，只是一个技术人员，却往政治里钻，这是很不恰当的。”（《汪东兴日记》，页16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汪东兴日记确证了斯大林向毛“献礼”的事实。日记里所谓的“信”，无疑即是科瓦廖夫回忆里的“报告”。汪东兴称“信”只有“一封”或“一份”，并无科氏所说的其他一些“密码电报”，更无高岗寄给斯大林的几个“情报夹”。综观上引材料，最有可能的情形当是：斯大林所献是一份科瓦廖夫写给他的报告，其中含有高岗提供的情报。而且科氏在报告里似乎并未点高岗之名，不然毛不会说“我看是有人提供材料”。科氏报告里见或不见高岗大名，对于毛来说，其实并无太大的差别，他首先想到的肯定是高岗。高岗出事后的座谈会上，周恩来曾宣读过科瓦廖夫的报告。报告果然没有点高岗的大名，但是，宣读完了，周画龙点睛地说：“柯瓦廖夫怎么知道这些情况？就是高岗说的嘛。”（赵家粱《高岗在北京》，页61，大风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