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每当“国民大会”开会，人们都能看到柱拐杖的、被人搀扶的、座轮椅的、甚至被担架抬着的“国代”们聚到一起开会的人间奇景。看到他们，更容易联想到的是这里正在举行重阳敬老会，而不是商议“国家大事”。台湾人民形象地称之为“万年国代”。
这一“万年国会”的存在，导致由于长期不改选失去“民意”监督，加之年老体迈等原因，这些“民意机构”基本上仅充当当局的“表决机器”和“民主摆设”，引来台湾民众的强烈不满。
在台湾民主化已经启动后，1990年“国民大会”又自行通过“临时条款修正案”，将1986年增额代表的任期延长为9年，创下自行通过延长任期的恶例。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各界对“国大代表”一连串争权牟利的行为，不但开始感到不耐，同时也开始展开抗议。
1990年3月16日，在新一次“国民大会”要“选举”李登辉为“总统”的前夜，9名台湾大学的学生到中正纪念堂前广场静坐抗议，拉出写著“我们怎能再容忍七百个皇帝的压榨”的白布条，为“三月学运”揭开了序幕。由于媒体的报道，3月17日的傍晚已有200多名学生进驻广场静坐，在学生静坐现场旁围观的群众，已迅速突破2000人，台大自由派学者并于同日发起“柔性罢课”，宣布自19日起一周将上课地点改在中正纪念堂广场。17日深夜，突然有两队镇暴警察出现在广场，抗议学子表达强烈不满，当时“总统”李登辉紧急下令撤回，并立即召开应变会议，18日凌晨，当时的“教育部长”毛高文带来李登辉的亲笔函，李登辉释出善意，下令警方不得驱离静坐学生。3月18日，广场的静坐运动已快速发展成全台性的学生运动串连活动，学生运动的组织者表示要以“自主、隔离、和平、秩序”的四大原则来进行广场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