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你觉得学校不该卡着你的档案?
常艳：我感觉，在高校的管理方面，既要有纪律严明的一方面，但是不能把老师当成贼来看待，来防备，需要更多的人性化关怀。
（编者注：山西师大党委副书记王心平介绍，学校规定在职期间读博士，必须与学校签协议，毕业8年后才能申请提档案。他称这是学校留人的方式。）
新京报：但是你也给学校写过不转档案的保证书。
常艳：我报这个博士后，到编译局是要交钱的，编译局根本就不会让我调转档案。我为了让学校相信，给我这个机会，我额外地写了一份保证书。
新京报：但后来你又想通过编译局转走档案？
常艳：要把档案调离山西师范大学，对于我这样的一位普通教师来说，好比登天揽月。之前我在火车上碰到一个师大的教师，他说要看去什么单位，要是中直机关，学校就不会挡。
一步步阴差阳错我与编译局建立了联系，我以为自己可能有机会进中直机关，或者至少通过这个平台把档案调出来，有个自由身再去求职也不难。
【追求】“有点星星火，我就想让它燎原”
新京报：当年你硕士毕业后留在山西师大教了两年书，2007年选择了去人大读在职博士。2011年又报考了中央编译局的博士后，是希望自己有所提升？
常艳：当时是这样，但是后来的一些事情，我就不方便讲了，事情都是一步一步发展的。就是在每一个重要关口，都有两种选择，我是顺着其中一个走下去。但是到了下一个出口，又要顺着一个选择走下去。而影响我这种选择的，外在的因素太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