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地震一周年之后不久的一个6月下午，我在胡舒立的办公室里问她：为什么其他媒体因为报道校舍坍塌而被处罚了，但《财经》没有？“我们从不用非常感性或者不正式的语言说话，比如‘你说谎了’，”她说，“我们尽力分析体制，谈论一个好的设想或愿景为什么无法变为现实。”
如果一家中国报纸详细列出了批准建设不安全校舍的官员名单，它可能会在承担公共责任上为自己加上一分，但这种调查行动同样会让报纸非常容易受到小气的政治报复。胡舒立说：“我们努力不给那些不愿意被批评的干部们留下任何把柄。”最终，她说，重要的问题不是“哪些人在十五年前没有使用质量好的砖块”，而是一些更深层的东西。“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她说，“我们需要监督和制衡。我们需要透明。我们用这种方式表达，没有简单的说辞，没有口号。”
这种方式能够对那些真正想解决问题但又不愿放弃权力的政府内部改革者产生吸引力。一些中国记者说胡舒立最伟大的能力是让一个利益集团与另一个对抗，不论是依靠放大中央政府铲除腐败市长的努力，还是依靠政府一派反对另一派的计划。根据这种说法，它能让最具权力的集团留下来，而你也能做出真正的——甚至是可以产生利润的——新闻。然而危险在于，随着《财经》的影响力的增加和金融利益的增长，杂志可以选择承担更小的风险。最近，一位读者在《财经》的网站上发表评论说：“《财经》越来越主流了……批判思维的味道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旨在吸引读者和订阅者兴趣的东西，但这些东西缺乏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