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从2000年算起，国家先后颁布了《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等二十多项法律法规。2003年，共青团中央、教育部、文化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联合召开网上发布大会，向社会正式发布《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2005年，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版权联盟在论坛上发布《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版权自律公约》，国内主要内容服务提供商和网络服务提供商联合签署该公约，并将向全国相关机构发出倡议，倡议公约联盟成员应当认真学习和自觉遵守与互联网有关的版权法律法规，增强版权保护意识，积极采取有效的技术措施和管理措施，保护权利人的权利。之后，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代表向全国青少年发出了《遵守公约，文明上网，营造健康的网络道德环境》，北大则把网络道德写入学生守则中大加倡行…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然而，这些举措，带来的效果似乎仅仅是宣传。所谓“知之匪艰，行之维艰”。网络行为是法律法规规范不来的，法律毕竟只能是道德底线的守护，不能取道德而代之。而一次又一次的所谓“艳照门”事件则恰恰触动了这脆弱的防线。为何网络道德行之维艰?或许这里有深刻的历史渊源，也有存在复杂的社会问题，所以争论过后，如何去解决，只能是一声无奈的叹息。
但我认为，网络道德问题的解决，必须要从观念上去认识，而不仅仅是停留在表面：社会是需要提倡自由与人权，尊重个性的发展，却也不能太过于急切地跟着西方跑。万事万物，都需循序渐进，在这个“过渡”时期，我们不能与传统文化背道而驰，而是在一定服从中推进，在温和的坚持中转变。作为大学生，我觉得，更是要懂得这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