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乡镇集体企业、国有企业抑或是褚健们象牙塔里的风云变幻，致命的产权变革背后均贯穿着如下共性特征：方法与路径的暧昧、是与非边界点的含混以及必然带来的争议和后遗症。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兼之意识形态欲言又止的特有国情，决定了中国改革必须学会变通与游走，正如邓小平所言，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糟糕的是，在这种情形下，以产权清晰化运动为例，与之相伴随的，是当年改革进程中制度与规则的不清晰。这种不清晰，必令改革领跑者背负其自身无法左右的巨大风险。我和吴晓波2001年撰写的《温州悬念》第一章的第一句便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改革，有时是从违法开始的”。字字滴血，惊秫而真实。
我们无意也不必为褚健辩护，他的“罪”与“非罪”自有法律公断。我们更愿意在大历史的时空中还原本质意义的褚健：他的行为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发生?意味着什么?梳理这些问号无疑是必要的。从褚时健到褚健，他们的悲剧是个人的，也是时代的，但肯定不应该是中国改革未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