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这种政治逻辑的支配，在解放不久的1952年，四川大学校方将原在外文系的石璞夫妇调到中文系并任命其丈夫李梦雄教授（也以欧美文学为业）为中文系主任，名曰加强中文系的工作。当时的川大中文系是国学教授的云集地，派一对搞西学的夫妇去“加强”和领导该地，隐约可见当时的政治权力对国学与西学的基本看法。对学术背后的政治，石璞夫妇并不清楚，对复杂的权力纠葛他们更无敏感。从表面上看，石璞夫妇得到了校方的重用，成了领导眼中的红人，但实际上，在中文系那历史深远的权力关系中，他们成了国学权威的异己。当超个人的政治权力将个人间的学术关系变为政治关系之后，个人之间的斗争就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地开始了。石璞夫妇与中文系一位国学大师的积怨也许当从这一根源上来理解，此一积怨让这两家对门邻里几十年如隔千里，由此也可见石璞夫妇在中文系的真实处境。
正因为如此，不到两年石璞夫妇又调回了外文系。 如果说，校方派石璞夫妇去加强中文系的工作与领导表现了权力对新旧之学的厚薄，石璞夫妇回到外文系后的命运与专业调整则反映了权力对欧美之学和俄苏之学的态度。1954年石璞回到外文系并被任命为外文系代主任，但不到一年，外文系停办。为何？原因很简单，当时的川大外文系其实就是英语系，而英语和英美文学几乎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象征。外文系停办后的大批英语教师被派到哈尔滨学俄语，外文系要办成俄语系，因为俄苏文学表达的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时代潮流与权力高压之下，李梦雄教授在外文系复办后改教俄苏文学，石璞教授则调到中文系继续从事欧美文学教学，但开始将教学与科研的重心转向文学理论。1950年代大学里的文学理论其实是马列文论的代称，搞文学理论意味着搞马列。只有搞马列文论和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批判性地从事欧美文学教学与研究，石璞的工作才是合法的。
